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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沿岸与欧洲人口的相互迁移历史悠久

欧洲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腓尼基人时期。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闪米特人将太阳落下的地区称为“西方日落之洲”或“西方”。自古以来，环地中海文明圈与“西方日落之洲”这个地区思想文化上互相传承。众多古老的高度文明地区和思想中心更是欧洲文明的起源。游历过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伟大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第一次提出了“欧罗巴”这一地理概念。无论是被称为“西方”还是“欧罗巴”，历史上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东方和西方（欧洲），混合居民之间的互相交往、迁移的历史，推动着欧洲文化的发展，如字母、文字和数字、建筑、叙事诗、立法、天文学和其他许多文明成就。因而，包括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在内，地中海沿岸在历史文化上的联系是无法割裂的。

历史上的环地中海并不意味着东西文化的阻隔，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交融地带。在西方技术革命之前，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世界拥有相对先进和发达的文明程度。然而，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迅速崛起。在这一背景下，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阿拉伯世界不得不面对既要维护古老文明传统又要参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困境和冲突。

鉴于往日西欧国家的扩张史和在北非的殖民进程，带着对往昔成就的骄傲和对近代史的受挫与不平，阿拉伯世界走进了新世纪。

欧盟周边外部治理政策的失败

冷战后，为了消除来自欧洲东部和南部地中海沿岸给欧洲带来的不安全因素，欧盟对周边安全治理主要采取了针对东部和南部不同的外交战略及措施，将治理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欧洲中东欧国家和原苏联诸多欧洲加盟共和国，对东部这一地区欧盟以吸收为主，如采取“双东扩”政策，即通过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稳定地区安全。另一类是环地中海的西亚北非伊斯兰世界，对这一地区欧盟实施的是以“经贸—民主—安全”的周边安全战略。目前这两类处理方法都遭到挫败并都出现了军事冲突。

在欧洲东部，欧盟错误地处理了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问题，引发欧俄关系复杂化。南地中海沿岸周边安全路线图遭遇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所引发的战争和民族国家版图改写所带来的挫败，由此带来的难民危机使欧洲始料未及，欧盟也未能预料到中东动荡后中东北非政局出现碎片化不仅加剧了中东动荡，也间接触发了难民潮，这表明欧盟的用于周边外部治理的欧洲睦邻政策的架构已经失败。

后现代观无法应对难民危机

此次大量具有穆斯林宗教背景的难民进入欧洲，使欧洲社会直面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

从国家形态上来看，现实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三种类型。属于后现代国家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后现代价值观基础上建构的“软实力”无法面对或应对外部事件的多样性，其崇尚的“软实力”无法应对周边外部产生的危机、暴力及难民的涌入。难民危机使欧洲内部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为极端主义政治力量获得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土壤。

欧洲六十年的和平和繁荣，也使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精英习惯于用后现代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面对和处置国际问题和地区危机，对欧洲以外地区力量结构的失衡和形势变化、权力政治和宗教与民族矛盾缺乏应对能力，这也使欧洲面临空前的混乱。这些混乱与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迷交织在一起，激发了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危机表明，欧盟领导人虽然掌握和通晓决策的运作技术，却不知如何确定根本性的战略方向。对欧洲周边（中东、北非）的变革、难民潮、在地中海东岸出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估计不足并无法应对。

移民对政治文化生态产生影响

年轻穆斯林人口快速迁移进欧洲，和欧洲本土第二代和第三代年轻的移民是社会关注的主体。

知名学者吉尔平认为，“从长远看，稳定的经济增长率或人口变化是政治变革最重要的动因。”欧洲人口结构失衡和陷入人口减少的现实使欧洲陷入了两难境地，既需要人口输入弥补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不足，又担忧欧洲社会非西方化。欧洲本土第二代和第三代年轻的移民在现代社会经历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使他们对欧洲政治乌托邦（所谓的公平和平等）不再抱有幻想而走向暴力。另外，在欧洲本土，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更是由于欧洲发生的多次恐怖袭击，恐惧的心态也改变着人们原先与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文化共处模式。欧洲人对具有穆斯林背景的难民不断加剧的恐惧，也使在欧洲居住的穆斯林移民们遭到歧视和冷落，从而使非西方难民和移民真正融入西方世界越发困难。

这种变化也主导、影响和决定了欧洲各国政治选举。如在德国，以反对伊斯兰化和主张德国退出欧元区的德国选择党（AfD）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2016年3月三大联邦州选举中都以10个百分点以上的选举结果胜出并进入州议会。在法国、荷兰、奥地利、英国、瑞典、丹麦等国也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这在未来必将影响欧洲的政治生态。

本文刊载于：《上海观察》 题图来源：新华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国关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