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脱欧”后，中国海外贸易投资之变

——访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理事忻华

近期，英国最终“脱欧”的事件引发国际舆论热议。“英脱欧”后，英镑暴跌，有人指出，英镑的“贬值”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中国人在英国购买同一商品将花费更少的人民币，因此，对计划去英国留学、旅游、购物的人们来说都有短期利好。同时，也有人指出，在贸易投资方面，“英脱欧”后，此前中国企业在英国所享受到的进入欧盟大市场的种种便利，在一段时间内将面临不确定性。 

那么，“英脱欧”后，中国在英欧市场的贸易投资是否受到影响？中国在贸易投资的道路上将要面对哪些新的问题？中国在海外投资的热点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新产经》：“英脱欧”后，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对该事件将给中国经济各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有不少业内人士发表观点，王健林就曾评论称，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将会失去不少来自中国企业的贸易投资。在您看来，“英脱欧”会对中国与英欧之间的贸易投资产生影响吗？

忻华：英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能力，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吸引大型制造业企业投资的能力，或有所下降，而欧盟对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可能会增强。

一方面，英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具有稳定且先进的商业制度环境和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势对意在打开英国市场的外来投资者，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吸引力。英国智库“西维塔”研究所（Civitas）就认为，“脱欧”对进入英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的数量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英国脱离欧盟后，不论以前述何种模式重新定位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英国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疏离欧洲单一市场，在英国创办企业的投资者若要使其产品和服务进入欧盟，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一定阻碍，尤其是会遭遇贸易壁垒和对外来资本的限制。由于大型制造业的前期成本投入较多，且产品容易遭遇各种关税壁垒和技术标准的限制，因而制造业企业在投资英国之后若要进入欧盟市场，就会比现在困难得多。因此，英国在“脱欧”之后，原来打算流向英国的一部分制造业资本，将会直接流向欧洲大陆。

《新产经》：日前，英国贸易与投资大臣普睿勋爵(Lord Price)在北京表示：“在英国投资的时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对中国而言，在英欧贸易投资领域投资会存在哪些利弊？

 忻华：这是英国方面的一种姿态表示，其目的是在脱欧大势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希望更多地依靠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吸纳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以保持英国经济发展。

有利之处在于：首先，英国“脱欧”后，英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方面会形成相互竞争的关系，这样一来，中国对英国和欧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制造业大型项目的投资与企业并购活动，以及英国对中国的服务业的出口，都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次，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和欧盟都很可能怀着比过去更加强烈的意愿，采取比过去更灵活的方式，与中国商谈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的事宜。考虑到中国、英国和欧盟三方各自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与英国和欧盟分别构建的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架构，将可能在重塑世界经济的规则体系的新变局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制度架构。

再次，英国和欧盟为了争夺来自中国的投资，将可能更积极地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促使“一带一路”与其自身的政策架构，如“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计划”等架构，实现对接。

但不利之处在于：第一，中国制造业资本在英国投资建立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今后要进入欧洲大陆的市场会变得更困难，可能会遭遇技术与环保标准等方面的非关税壁垒。第二，英国和欧盟也必将加强与美国的联系，更多地倒向美国，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对华贸易摩擦等问题上，会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态度可能会变得更强硬，并且也会更强烈地要求中国开放服务业等领域，形成负面的冲击。第三，伦敦金融城作为区域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出现下滑，直接影响到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稳定性，并使其重要性下降。这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会带来融资和汇兑方面的风险和不便。

《新产经》：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结构或将面临重新构建。您有什么看法？当前形式下，中国海外投资热点会发生哪些变化？

忻华：目前尚难以准确预料，但中国工商界对英国的关注度和兴趣会下降；在目前中国与中东欧的“16+1”机制方兴未艾的情形下，中国投资者对中东欧国家的兴趣，特别是对商业制度环境相对成熟、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即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兴趣可能会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前南斯拉夫国家、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兴趣也可能会增加。

《新产经》：既然中国投资者对中东欧国家的兴趣会增加，那么中国具有哪些投资优势或方向？

忻华：中国的投资优势在于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和传统重工业领域。中东欧国家自身资本有限，基础设施有待发展，对中国的高速铁路、港口建设、电厂项目和钢铁等传统重工业都比较感兴趣，而这些领域恰好是中国目前国内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部门，双方可以进一步合作。

《新产经》：中国应该怎样调整贸易投资策略抓住机会同英欧合作？

忻华：首先，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本应继续与英国开展合作，去年9-10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都已确定了中国向英国能源、交通部门和北部老工业区改造项目注入投资的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应继续开展，持续跟进。

其次，劳动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应重新评估其计划中的对英投资项目，特别是重新评估投资生产之后的产品销路及产品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前景的问题，应考虑将一部分投资从英国转向欧洲大陆国家。

再次，伦敦金融城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和相关的国际化业务可以继续进行，但应考虑向欧洲大陆分散风险，应对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等欧洲区域金融中心进行更加密切的关注和更加详细的考察，应加紧推进关于在法兰克福等地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计划。

《新产经》：如您所说，“英脱欧”后，英欧双方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能都会更加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从而给中英和中欧合作创造新机遇，一定程度上也对中欧和中英之间的贸易投资产生促进作用，但也会使中国进入欧盟市场变得困难，投融资等方面存在风险和不便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您对中国企业与英欧的投资贸易合作有何建议？

忻华：首先，中国合作企业应使投资的目标地分散化和多样化，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对英国和欧洲大陆各自的规则体系、法律环境和融资与进出口的条件做系统全面的调研，并在综合权衡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投资环境与可能获取的回报率之后，再做决定。特别是大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若想进入和利用欧洲单一市场，最好能直接在欧洲大陆的欧盟成员国进行投资和并购。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正在向前发展，中东欧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选项。

其次，由于欧盟和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对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可能会受到美国的更多影响，特别是美国政界和媒体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具有较强的敌意，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对欧盟和英国的投资与并购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应在进入欧盟和英国之前做足功课，要掌握充分的关于跨国投资的国际通用商务惯例与法律规则的知识，在对英国和欧盟成员国启动投资与并购项目时，要表现出国际化和专业化的知识水准和运作效率，表现出自身“在商言商”的气质与诉求，消除欧盟和英国的政界与工商界的疑虑，以促使投资活动顺利开展。

再次，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业务，金融领域的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要开展重新评估，必要时可能要在整个欧洲范围重新布局，以应对当前英国脱欧的变局。

文／《新产经》 郭师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