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文刊载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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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后的杭州峰会，中英欧须重寻战略博弈支点

 英国与欧盟分裂后，难免更多地倚重美国，在目前情势下，英国和欧盟既想提升对华贸易水平，以拉动持续低迷的经济，又很难公然悖逆美国的意思，在此问题上都显得首鼠两端，莫衷一是。

　　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催化剂。经济全球化的“潘多拉魔匣”放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才促使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大厦层层升高。二十国集团诞生于信息化时代的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即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因为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而趋于制度化。现在，英国脱欧的新形势不仅给欧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也触发了世界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酝酿着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动向。

　　自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至今，英国和欧盟都在加紧重新布局，形势的动荡已经多次波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曾被寄予厚望的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被叫停，使两国工商界都倍感惊愕；由于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谈不拢，中欧首脑峰会无法形成联合公报；而英国与欧盟的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依然疑云重重，使中国企业家对欧投资的决策陷入举棋不定的困境。

　　很快，英国和欧盟这一对已经宣布离婚、却尚未办妥手续的冤家将同时出现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夹在两者之间，好生尴尬。此中微妙，难以尽言。以下三项主题，有可能会成为中、英、欧三方之间热议的话题。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大限”将至、结局难定

　　首先，引起英国和欧盟内部各种势力的激烈博弈的对华关系的关键议题，特别是当前纷争不断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必然受到中国的严重关切，因而也很可能成为中国与欧盟以及英国之间的焦点话题。

　　G20峰会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互相协调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平台。而任何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绝不是高深的数理统计模型的堆砌物，而是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终局，是其国内社会利益关系的镜像，同时也会受到国际战略格局的牵制。

　　与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的停摆相类似，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悬而未决，反映出欧洲内部各种力量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争斗尚未尘埃落定。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五条的“大限”是2016年的12月11日。

　　“大限”将至，欧洲议会已通过决议，明确反对“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主管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两次辩论，议而无果，顾左右而言他。英国在过去一直明确支持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特雷莎·梅（Theresa May）的新政府上台后，至今未谈及此事。美国则一直对此表示反对。

　　英国与欧盟分裂后，难免更多地倚重美国，在目前情势下，英国和欧盟既想提升对华贸易水平，以拉动持续低迷的经济，又很难公然悖逆美国的意思，在此问题上都显得首鼠两端，莫衷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俨然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战略博弈支点，影响着全球经济治理的运作节奏，因而可能会成为中、英、欧三方之间的重要话题。

贸易与投资的制度建构：

从中欧对局走向三方博弈

　　其次，中国与英国和欧盟如何分别开展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制度化构建，可能成为三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和欧盟都投入巨大的精力，积极参与当前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的力量格局与规则体系的新变局，以尽力争夺主动权和影响力。欧盟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开展三项对外经济谈判，即与美国开展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与中国开展的“双边投资协定”（EU-China BIT）谈判，与日本开展的“欧日自由贸易谈判”。但这三项谈判都处在胶着状态，而英国的脱离意味着欧盟经济规模将大幅度缩小，实现增长的总体潜力被削弱，因而美欧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失衡，美国态度渐趋强硬，不愿做出让步，TTIP谈判久议不决，很可能拖延至2017年。在此情形下，欧盟对中欧之间的谈判必会更加重视，很可能在杭州峰会上热议此事。

　　英国原本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势头，特别是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要明显超过德国等欧盟其他国家，也超过了日本。脱欧之后，由于摆脱了欧盟内部臃肿的组织架构和繁杂的运作程序，英国开展对外经济谈判，将比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谈判更加灵活而迅速，而且英国决策者推进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意愿也将比欧盟决策层更强烈。因而英国很可能单独与美国、中国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迅速展开谈判，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或其他类型的双边经济一体化架构。特别是，英国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借助中国的资源与市场提升英国经济的活力。

　　7月13日特雷莎上台后的一个半月里，英国新任财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和亚太事务国务大臣沙马（Alok Sharma）就先后访问中国，其殷切之意可见一斑。因而今后中英双方单独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有可能会浮出水面。在此次杭州峰会上，推进中英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制度架构，难免会成为双方的话题。中欧之间、中英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议程，将会互相影响，杭州峰会很可能会呈现三方博弈的局面。

国际金融治理：

三项问题需三方共议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架构，尤其是与人民币国际化和宏观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相关的议题，是中、英、欧三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三方展开探讨的重要领域。在此焦点上，三方关注的具体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脱欧公投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的一周里，英镑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出现震荡下行，欧洲和日本的主要股市指数也都出现下跌，同时欧洲主要债券市场也出现了资产价格的两轮下跌。

　　由于英国与欧盟仍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英国与欧洲单一市场的关系走向亦不明朗，国际金融市场至今仍然充满猜测，信心难振，极不利于各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今年年初以来的三次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对国际金融稳定性问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7月23-24日的第三次会议，即成都会议，对英国脱欧带来的金融动荡尤其表示担忧。有鉴于此，各主要经济体制需要制订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并经过相互协调，持续平抑投机，维持稳定。

　　第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布局问题。伦敦是亚洲以外首个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城市，原本可以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投资活动提供融资便利，但未来一旦脱欧，伦敦和欧洲大陆的金融市场体系之间难免出现裂痕，资本的流动难免受到妨碍，直接影响到人民币国际业务的发展。中国金融界可能会将眼光转向法兰克福等地。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这会使伦敦“很受伤”。因而围绕这一问题，中、英、欧三方也必将进行磋商。

　　第三是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问题。英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鲜明的“后工业化”和“后现代”的特征，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14年达到了78%，而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32%以上，是近年来英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之一。因而英国决策者尤为关注金融服务业“走出去”的问题，推动外国向英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7月22日英国新任财政大臣哈蒙德访华，带来了英国金融业几乎所有最顶尖的巨头，而他抵达中国后的第一站，就是中国银行举行的中英金融服务圆桌会议。另一方面，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时对欧盟感到强烈不满的焦点之一，就是欧盟试图强力管制金融服务业的举措，而英国与欧盟尚未启动的脱欧谈判的最棘手之处，也必将是关于各自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管制问题。鉴于英国对金融服务市场的执着关注，在此次G20杭州峰会的平台上中、英、欧三方也很可能对此问题展开研讨乃至交锋。

　　当前的英国与欧盟，可谓旧情未了，藕断丝连，而中国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打交道，都必然要考虑对另一方的相应之策。英国和欧盟都是G20的重要成员，英国脱欧的新变局，为此次G20杭州峰会的背景涂上了一抹浓重的底色，也必然深刻影响着中国在杭州峰会的平台上处理对欧和对英关系的战略考量。

后“脱欧”时代

　　英国和欧盟这一对已经宣布离婚、却尚未办妥手续的“冤家”将同时出现在G20杭州峰会上，夹在两者之间的中国将如何与之折冲樽俎？

　　不可否认，“英国脱欧”是一个中长期内不得不面对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它或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对于这些影响，中国虽无法短时间内断言，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保持警觉非常必要。因此，它有望成为杭州G20峰会上一个重要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