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原文链接：http://econ.cssn.cn/sf/201704/t20170420_3492231.shtml

全球治理中的智库角色及前景

    在电影《盗梦空间》里，特定仪器将几个人的脑电波相互连接，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其他人的梦境里，所有人的大脑就连成了一个瞬息万变的交流网络，产生精彩绝伦的奇思妙想。智库是决策者的“外脑”。虽然当代大多数智库的核心组织架构仍然植根于国家内部的社会体系，但由于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涌起，促使全球治理的制度大厦层层升高，智库的“外脑”功能正在逐步跨越国界向外拓展，成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恰如电影《盗梦空间》里演绎的那样，源自不同国家、研究领域各异的智库正在自发地尝试构建全球化的“外脑网络”，通过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流，影响乃至塑造着国际社会关于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决策方案乃至路径选择。

　智库参与全球治理的“前世今生”

　　冷战后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两个方向催生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同时也孕育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设想。20世纪末，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和欧元区等带有“超国家色彩”的经济治理架构已经浮出水面，而1997—1998年肇端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地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震荡。各国决策者和战略研究界开始意识到，在未来，决策议题的复杂程度和决策领域的演变速度都将达到全球规模，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协作，将政府决策者之外的社会力量——比如智库这样相对独立的信息枢纽和专业知识组织——吸纳到“超国家”层面的平台上，进而凭借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和政策辩论，来应对全球性的问题。

　　1999年12月，世界银行在联合国和德国与瑞士等国家政府的协助下，发起组建了“全球发展网络”（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GDN）。这是当代第一个全球性的智库协作平台，欧洲、北美与日本的顶尖智库和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在此平台上进行制度化的协作与交流，共同研究与世界经济治理密切相关的普适性议题，如提供国际扶贫援助、合作开发欠发达地区、制订与发展援助相关的国际金融规则等。2000年，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召集美国的一批知名学者共同撰写并出版了《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系统阐述了借助包括智库在内的社会组织推进全球治理的理念，并提出了具体设想，如建立以智库为核心的全球“信息网络”，共同应对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管制跨国公司资本流动等全球性问题。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独立评估办公室”，主动与世界顶尖智库联系，探询智库对该组织政策的观点。

　　可见，从20世纪末开始，智库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全球治理的制度大厦已初见规模，逐步成型，而智库在其中的独特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具体而言，智库与全球治理架构体系的有机结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经济传统治理中的智库角色

　　在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贸易与金融的传统治理体系与智库之间，制度化的密切合作关系已建立。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基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已建立向智库寻求咨询和协商的固定渠道与机制，并借助智库推进各自的全球治理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智库视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特定类型，设立了每年举行两次的“公民社会政策论坛”，与智库之间开展信息沟通和资源交换；并且每年都会发布一份纲要文件，用来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年里与智库等机构开展联系的工作，在发布这份文件前还向各家智库和利益集团、政见社团等开放线上平台，听取咨询意见。世界银行不仅运作上述“全球发展网络”平台，还通过自己的内设智库“世界银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推行“用于发展的知识”（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K4D）项目。以该项目为平台，将各国的智库、利益集团和政府职能部门整合在一起，以促进知识经济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在全球各地的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里设立“世贸组织教席”，资助智库专家开展有关国际贸易的研究活动，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智库接触对话组”机制。

　　欧洲区域一体化中的智库影响

　　智库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密切相关。自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伴前行，共同发展，相辅相成。尤其是以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为标志的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一直被理论家们视作支撑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冷战结束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几年间可谓势不可挡。在此进程中，覆盖全欧洲的智库协作网络架构，特别是由位于布鲁塞尔专门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智库牵头运作的智库协作网络，在有效整合欧洲顶尖智库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与进度，尤其是欧盟决策的议程设置与决策节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间接发挥了作用。

　　例如，由比利时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Bruegel）组建的“布鲁塞尔智库对话机制”，吸收了包括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和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Egmont）在内的欧洲大陆最顶尖的十余家国际问题智库，时常举办高层论坛，定期发布“欧洲形势咨文”，成为重要的信息平台。欧盟委员会的高层官员也经常参加该网络架构的活动。而另一家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负责运作的“欧洲政策研究所网络”，由欧盟层面、24个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的34家智库及大学构成，针对欧洲一体化遇到的尖锐问题开展政策辩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影响着上至欧盟领导人、下至各类利益集团的形势认知。战略研究界一直有人在思考，如何将具有“超国家”色彩的欧盟多层治理机制推广到全球范围，形成“全球多层治理机制”，以此观之，覆盖全欧洲的区域性智库网络作为欧盟“多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十国集团架构中的智库

　　智库已成为二十国集团架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1999年以来，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之间相互协调宏观经济决策、平等探讨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堪称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了增进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相互协商，巩固最高领导人实施决策的民意基础，二十国集团特地在智库、工商、劳工、女性、青年等领域设立了配套性的“接触对话组”（Engagement Group），由二十国集团成员派出各领域的代表建立对话组，举办论坛和峰会，形成了独特的“接触对话组”机制。在此机制中，智库领域的“接触对话组”不仅能为政治领导人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而且发挥着建构决策观念、塑造议程设置、影响精英话语体系的作用。与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相配套的二十国智库会议（Think 20 Summit）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2017年的二十国智库会议则将由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德国发展研究所联合牵头。二十国集团的智库“接触对话组”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顶尖智库开展信息交流的平台，进而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思想源泉。

　　智库应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将“知识机制”与“决策机制”和“生产机制”相提并论，认为“知识机制”的结构特征制约着决策的观念建构和经济的运行模式，而智库则是“知识机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从公共政策理论的视角来看，智库向决策层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在本质上是以专业知识为表现形式的公共产品。换言之，智库是重要知识生产者，能够凭借自身长期积累的信息数据和分析能力，向决策层提供专业知识，从而塑造其决策观念与范式。现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化所蕴含的经济增长的红利已消耗殆尽，而积累的矛盾显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政治等似曾相识的历史光影正在卷土重来。全球治理体系未能有效处理金融与债务危机、能源与环境问题、贫富分化与区域不平衡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应对上述问题的专业知识和制度资源都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智库提供专业知识形式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未来，智库通过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架构的制度创新，更迅速地推进智库协作网络的全球化扩展，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上海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