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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特朗普到访中国，享受美食，游览古迹，兴之所至，眉开眼笑，曾经放言，在贸易问题上“不怪中国”。半年不到，今年3月22日，他又悍然宣布启动“301条款”，意欲对价值500亿-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真可谓翻云覆雨，瞬息万变。有人觉得特朗普原本就是美国政坛的异类，行事乖张，多有得罪，所以其政策不会长久，甚至有人觉得他三年之后必定下台，中美关系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果真如此吗？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多重棋局渐露端倪
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措，而是其长久谋划的多重棋局的一部分。换言之，特朗普政府已制订了一整套针对中国的防御性经济政策，不仅涉及贸易、产业、投资、安全和科技等多个领域，考虑相当周全，而且与其针对中国的安全战略互相配套，密切关联，形成了完备严密的体系。美国国内主张逆全球化的强大政治力量在推动着他，逐次实施这套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体系。具体而言，他的对华防御性经济政策包括四个领域。
首先，在贸易和产业的领域，借助美国贸易法的201、232、301 三项条款，对中国制造业进行强硬制裁。其中201条款是抵制进口额畸高的特定产品，以保护本国同类产业，232条款是抵制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基建、通讯、能源领域的外国进口产品，而301条款则是向意图支持本国企业对美倾销的外国政府施压。其实从2017年5月至今，美国一直在运用201和232条款对中国制造业的特定产品展开调查。换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其实已经零敲碎打地运行了大半年，只是到了今年3月22日才正式宣布启动301条款，由于这一条款是对垒鲜明的政府怼政府的对抗，具有轰动效应，才产生了似乎惊醒天下的效果。其次，在投资领域，强化“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作用，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开展严格的审查。3月13日该委员会宣布禁止新加坡博通公司并购美国高通公司，就是例证。再次，在国家安全领域，特朗普将经济繁荣和贸易平衡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将经济领域的中美竞争关系，视为对美国战略安全的威胁，将之与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的所谓“威胁”等量齐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先后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家防卫战略》两份文件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第四，在科技领域，同样视中国为严重威胁，发布《国家机器智能战略》文件，意欲阻碍中国的赶超。
美国对外政策“基因”里的经济民族主义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是其经济民族主义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的理念与美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伴始终，每当世界经济体系出现力量失衡、孕育深刻变局的时候，美国政治精英总会想到借助外交孤立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凝聚内部凝聚力，应对外部的挑战，而他们推行的政策又会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与国际政治的动荡，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今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贸易保护与单边主义的政策，和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理念，共同构成美国对外政策的“基因里的双螺旋分子链”。美国建国之初的1780-1820年间，正值欧洲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时期，华盛顿、汉密尔顿等几位开国元勋实施针对英国的贸易保护，埋头开发北美，这是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的第一次实施，导致美国摆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而英国不得不重塑自己的殖民体系。1890-1910年代，世界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而美国进入空前繁荣的“镀金时代”，当时的总统麦金利确立了持续数十年的高关税政策，美国超越英国和德国，成为全球工业产值最高的国家，实现了崛起，而欧洲却因为力量失衡而爆发了一战。1930年，面对蔓延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萧条，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邻为壑，将关税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导致各国竞相采取报复措施，致使世界贸易萎缩。而现在，特朗普政府重新拿起经济民族主义的武器，祭起贸易保护的大旗，很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特朗普对华贸易制裁的世界影响
特朗普政府抡起对华贸易制裁的大棒，很可能会加剧世界经济体系本已存在的三重对立与冲突。
首先，会加剧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对立，导致新兴经济体与传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不断加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3月1日推出的《2018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文件，对世贸组织主导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大肆抨击，指责这一体系不能明确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含义，导致新兴经济体“滥用”世贸组织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权和优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从2017年上任以来多次明确表示，旨在推动多边自由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失败，必须按照美国的意愿重建世贸组织的架构。特朗普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连同其退出TPP协议、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举措，大有架空乃至拆解世贸组织现有架构的势头，必然导致美国与亚太、拉美等地区的对抗愈演愈烈。
其次，会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特朗普的贸易战大棒，很大程度上保护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范畴，其中有不少劳动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部门。这些传统产业部门在美国缺乏比较优势，因而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趋势，美国这些部门的资本流向中国，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而中国低价优质的制造业产品流入美国后，又为美国的高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等产业提供了低成本的物质支持，使其得以集中利用美国本土的资源，从而形成了全球分工合作的价值链。特朗普推行强硬的贸易保护和重商主义的政策，吸引传统产业的资本回流美国，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既损害了中国的制造业，也妨碍了美国的高科技研发、金融与服务等产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使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最高的效率，加深了两者间的对立。
再次，会加剧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换言之，会加剧左翼自由主义力量和带有民粹气质的保守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在目前世界各国，接受了良好的新教育、掌握了时代的新技术的社会阶层，往往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获益匪浅，如硅谷的数字精英，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各国的科技研发人员等，而那些学历较低、技能较少、或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识与技能的传统产业从业者，包括蓝领工人、传统企业经营者等，则难以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前者会认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后者会支持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重商主义。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社会撕裂，就是明证。特朗普的贸易战举措，带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考量，必然会加深两者之间的矛盾。
过去学者形容中美关系，总爱将其比喻成“一对夫妻，永远吵架，却又不会离婚”，如今这对“夫妻”若是越吵越凶，不仅会坑了自己，还会搅得四邻不安，最终必然是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